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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
2020年11月20日 11:2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袁行霈 字号
2020年11月20日 11:2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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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校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清华、燕大两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老师们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解放区来的,有穿长袍的,有西装革履的。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有从普通高中上来的,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在这种多元的环境里学习,很有好处。

  课程方面,一年级上过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先生讲文学史,浦先生讲作品选,都非常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离骚”两个字的讲法,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会讲他自己的见解。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点,他会唱昆曲,讲到元明戏曲时,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给大家唱一段。

  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陈贻焮先生、褚斌杰先生、周先慎先生、费振刚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我们在“文革”前读书、留校,并在“文革”后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葛晓音、程郁缀、夏晓虹、张鸣、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文革”后进入北大学习、工作,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而他们培养的“70后”和“80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

  第一代学者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林庚先生,就是“帅”。不仅外表气质很帅,他的著作,从《中国文学简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漫话》,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儿。“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来的概念,话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总能让人信服。吴组缃先生讲课也很精彩,他的讲稿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吴先生讲《红楼梦》,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进行分析,深受欢迎。吴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经验很丰富,常把他的人生经验穿插到课堂上。王瑶先生颇有名士派头,常常叼着烟斗。我没上过他的课,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参加过陶渊明的研讨会,还一起到安徽参加过李白的研讨会,而且总是住同一间客房。晚上躺在床上海聊,所谓“对床夜话”,有时聊到东方既白,话题总离不开学问,受益匪浅。

  第二代学者,陈贻焮先生是我的师兄,“大师兄”的称呼是我叫起来的。他写的关于李商隐的论文中,许多观点我都有幸先听他讲过。禇斌杰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评传》。他性格很开朗,笑声是爆发式的,后来的学术成果也是爆发式的,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

  第三代学者,因为“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想拼命把时间追回来。比如葛晓音没念完大学就分到农场劳动了,幸亏陈贻焮先生把她带出来。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砥砺前行的一代”。

  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气象”。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达到这一境地。除此之外,还应该做一个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老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北大给了我很多知识、很多学习的榜样,也给了我很多发展的机会,比如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明史》,创办国学研究院和汉学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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