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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论析
2021年05月07日 15:13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期 作者:张小平 字号
2021年05月07日 15:13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期 作者:张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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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涉及历史分期、队伍组成、传播途径和方式、传播内容、传播特点等方面。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中国的国情及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一开始就带有中国化的特色,这个特色表现出思想上的创新性,这个特色也恰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即实践唯物主义,而不带有教条主义的僵化特征。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简介:张小平,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打开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早期形态。回顾和反思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今天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分期,至今未有统一认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开始于20世纪初,主要依据是: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马军武、朱执信,还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以及海外的留学生,都曾在这一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上限,应该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之所以这样认为的依据是:虽然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翻译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引进、介绍和传入中国,比如朱执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但这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都是作为国外思潮的一种,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潮没有区分开,也没有把它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更没有与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十月革命前,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陈独秀当时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1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李大钊最早敏锐地认识到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的理论武器,并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导星”。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民起到了一个榜样的力量,从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如果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五四运动则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五四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试图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由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辛亥革命再到思想层面的新文化运动等等;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上发生了变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大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出各种弊端,引发西方信仰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语),主要并不在于批判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新思想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得以传播。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阶段,在1922年党的二大以后就结束了。笔者认为,早期传播的下限应该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结束。之所以将下限延伸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是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是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开展的,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非常迅猛。但是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大量搜捕共产党员,李大钊被杀害了。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同,形成新的社会潮流。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队伍组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和传播队伍有哪些呢?按照党史专家的观点,中国早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类主体和三种力量组成:一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激进的思想领袖,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二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其代表是北京学生领袖邓中夏、湖南学生领袖毛泽东、广东爱国青年杨匏安、在留日期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达,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天津学生领袖并去欧洲游学的周恩来等。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些革命青年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的主体。三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思想方向发生转变,逐步走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2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三种类型人物确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精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都是从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场出发,经历了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然而,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始,至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时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十年,也是各种西方思潮在中国竞相介绍和传播的时期。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也开始大规模的输入,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众多的西方思潮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呢?这种历史的抉择决不仅仅是依靠少数精英人物的传播所能决定的,中国人民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并且与中国革命、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中将当时思想界的各种思潮总结为三派:一派是以梁启超、梁漱溟、章行严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坚持反对新文化的立场;一派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派”,他们一方面继续维护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反对封建的复古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三派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唯物史观派”。后两派起先都同属于新文化运动派,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分裂为两派。邓中夏对当时思想界三大派系作了分析,他说:“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3 以唯物史观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与保守复古派论战,一面与西化派论战,在论战中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和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按照历史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东邻日本的渠道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都曾留学日本,他们是通过阅读日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在五四时期除了日本渠道之外,通过法国、德国、英国的渠道,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热,一些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西欧通过学习、观察、体验和比较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他们又将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以通讯的方式向国内做宣传,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蔡和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通过苏俄的渠道传入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是杰出代表。1920年秋,瞿秋白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俄国,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是“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4。在留俄期间,他一面广泛地进行实地调查,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和一系列专题报道传回国内,对于中国人民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有很多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利用各种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2月李大钊参与《晨报》副刊编辑工作,他利用《晨报》副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1919年4月1日至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在同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作、渊泉译),这篇译文为当时的报纸杂志广为转载。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成为1919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19年5月,李大钊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马克思学说》(顾照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马克思奋斗的生涯》(渊泉)、《马克思传略》(刘秉麟)以及李大钊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虽然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还不精确和不完备,也有一些曲解附会之说,但也说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第一篇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反映了李大钊已初步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代表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水平。除《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外,孙中山指导下的《建设》和《星期评论》杂志,也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用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从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初,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刊物多达400多种,单是1918年到1919年发行刊物中开辟专栏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刊物就有30余种。5

  二是利用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9月该社又出版了由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1年5月,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创办了新青年社,除编辑出版《新青年》外,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4月还翻译出版了“新青年丛书”,其中有李季翻译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有三本书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当时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社会影响之大。

  三是发起成立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还先后组织了问题研究会、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周恩来1919年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

  四是在研究会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五是通过积极参加三次思想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回答了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质疑和反对,通过论战更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虽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6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派别极多,主要有国家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而往往同一派的人,意见又各自不同。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明确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导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发表重要文章揭露了论战的实质,对论战双方的唯心主义观点都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指出人生观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张东荪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落后、实业不发达、缺少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跨越的阶段,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自然的趋势”。究竟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张东荪等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此时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需。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后,整个世界已处在“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7,国际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自己的实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7。经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性,得到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不仅为后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走俄国人的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的结论。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点是唯物史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精神思想发生变动的社会经济根源。20世纪20年代,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李达,其代表著作是《现代社会学》。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他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构造、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李达反复论述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8。(二)深入探讨了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书中论述的许多原理,虽然基本上还是介绍性质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所达到的水平,对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主要宣传唯物史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几乎没有涉及。在1924年以前真正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哲学根本问题的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瞿秋白在论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指出:“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9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起源。根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瞿秋白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唯物辩证法(他翻译为“互辩律”)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规律。瞿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介绍辩证唯物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总结。

  首先,从传播主体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知识精英,基本上都是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长大后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五四运动后又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认识到十月革命带来的人类变革的曙光,从而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才坚定了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思想结构中,具备中、西、马三维认知结构,三种文化资源既冲突又融合,最终目标是力图用“第三种文明”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超越中、西两种文明的弊端。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分析说明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为什么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也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近代资产阶级工业化的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其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认识中国国情,回答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直伴随着反对者的质疑,他们以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等,在反驳各种反对者的声音时在理论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联以及相结合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的关系,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他们虽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该概念是由毛泽东同志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但这个时期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没有教条主义的陈腐气,而表现为活泼的、具有在实践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与国民党合作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中,从“共性”与“特性”的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李大钊不仅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0。他极力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主义,是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工具和尺度,而马克思主义适应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形则是“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只有适应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形才能存在发展。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的本性原有试验实际的可能,在应用于环境时将其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适于现在的需要,一旦将其应用于环境就会发生“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0。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再次谈到社会主义的“共性”应该与中国的“特性”相结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主义运用到各国,“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1。

  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特别说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实际应用于中国社会时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状况、觉悟程度、斗争勇气等诸多因素。并且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1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论,而是在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中开始具体化了,这种具体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李达在文章中还特别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只能“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12,来制定适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革命策略。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形态的表达,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之初,就预见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是永远不变的教条,它在实际应用于各国革命实践并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内容的变化并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这些新的理论形态必然是适合各国具体情况,具有各国特色的。

  第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的革命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是带有幼稚性,但是他们显著的优点是将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理论和策略。正像李大钊所说,“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的这种认识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认识的方向。当然,将唯物史观用于指导实际运动有一个过程。从党的“一大”到“二大”,再到国共合作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戴季陶主义。这说明唯物史观确实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指导地位,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针对戴季陶反对唯物史观指导国民革命这一点,恽代英专门写了《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国民革命托生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并不相反,而且实属必要。……每个国民党党员,都应以唯物史观为最高原则而训练农工阶级去革命”13。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推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解决面临的新问题。

  第四,重视农民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李大钊、瞿秋白都曾发表文章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自觉地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后,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李大钊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并论证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李大钊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14,鼓励青年去开发农村,去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表明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特别重视。同时期另一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却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未脱离封建社会的束缚,“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15,夸大其落后的一面,否认农民革命作用。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曾非常重视工人阶级,但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转向注重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很幼稚,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受到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抵制与批评。相比之下,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如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在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特别有价值的思想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精神的体现。后来的革命历程表明,陈独秀、王明就是因为不懂中国国情,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说明,放弃农民还是重视农民,关系着革命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社会改造”的呼声汹涌澎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结合中国的国情,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点转向了工厂和农村,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和发动群众,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源头活水。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

  2参见沙健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

  3《邓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4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页。

  5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6《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7《李大钊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1页。

  8《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

  10《李大钊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1《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12《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1页。

  13《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页。

  14《李大钊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15《陈独秀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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