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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夏代国家的起源
2020年11月16日 16:36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4日 11版) 作者:沈长云 字号
2020年11月16日 16:36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4日 11版) 作者:沈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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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释文《尚书注疏》 资料图片

  图1

 

  最近有关我国夏代历史文化的讨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到底我囯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夏朝,夏的历史是否可信,再次作为一个问题摆在中国学者面前。尽管我们过去已就这个问题多次发表意见,但既然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及,表明其中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例如夏是在什么地方,包括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下产生的?夏代国家是因何缘故和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的?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这里,我想换一种思路,从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产生的角度,来谈谈我国最早的古国夏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想这将有助于人们把对夏的认识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从对四大文明古国的认知谈起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大概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的一个共识。当代两部国外学者所写的较有影响的世界史书,一部是由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全球通史》,另一部是由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所写的《世界文明史》,也都无例外地把中国算作世界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之一。前者说“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后者则径称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社会。两位学者的说法与目前国内学者基本一致,只是他们把古希腊也算作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则稍有些不妥。这两位先生所说的“古希腊”,大约指的是古代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这里的文明虽然悠久,也很了不起,但它却不是原生的文明,而是在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按“最初的文明”或文明起源地这个标准来衡量,还是应将其排除在外的。

  归纳国内外学者有关四大文明古国的叙述,可以总结出所谓文明古国所具备的几项基本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原生的文明,是以后亚洲、欧洲、北部非洲等一系列次生文明的源头;第二,它们都处在大河流域肥沃的平原地区,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古代文明;第三,它们产生的时间都很早,是它们所在的中东、北非、南亚、东亚几个地区最早的文明。从学者的具体描述上看,它们产生的时间段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文明。

  进一步研究学者所提到的各地区文明的起源及形成过程,可以了解到学者们是把国家的产生作为判定各地区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的。他们在谈到各地区最早的文明社会时,首先注意到这些地区出现的“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或者出现了对社会进行统治的“精英”或“统治阶级”,或者“最早的君主政治”。

  这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麦克高希谈到的最早的中国文明,他说:“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文明在早期新石器文化出现的地方发展起来……夏及后来商的统治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王国,在那里他们建造了规模相当的灌溉工程。”这个意见提到夏是我国最早的文明,夏王国建立在我囯黄河流域,并且夏的建立与灌溉工程有关,都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

  我国学者的意见可以刘家和先生为代表,他明确说:“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和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文明发生最早,约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两河流域北部和腓尼基地区的文明、黄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应当说,刘先生的话是国内多数学者的共识。因为只有承认夏王朝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文明古国,我们才好说中国的古文明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

  何处探寻夏文明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外不少学者,却不那么赞成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王朝。他们认为夏代的历史都是传说,没有得到夏代留下来的文字的证明。更有甚者,说夏史都出于后代的伪造。斯塔夫里阿诺斯显然也受到了这种认识的影响,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夏朝和夏代文明,表明他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国外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古代文献的认识,但更重要的,我想,恐怕还是我们未能从考古上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夏代的文明。

  夏的存在载于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文献《尚书·周书》之中,这批文献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距夏朝灭亡也就五六百年,所言夏之史事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书里称夏为“古之人”“古先民”,称由于他们的统治者肆行淫乐,而被上天派遣商汤革去了他们的“命”,表明夏确实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朝代,且在商朝之前。如果说距今三千年的古人故意伪造一个先前的朝代,恐怕很难说得过去。连上世纪疑古派的领头人顾颉刚先生也表示不能忽视《周书》中有关夏朝史事的记载。他在评论一篇杨宽先生怀疑夏王朝存在的文章中,先指出杨宽与陈梦家二位先生对夏的怀疑“诚不为无理”,却又接着说:“惟《周书·召诰》等篇屡称‘有夏’,或古代确有夏之一族……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

  当然最终决定夏的存在与否,还得要靠考古发掘的资料来解决。这也是国内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一致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从事夏代考古的专家却未能取得充分让人信服的可以说明夏的存在的成果。他们称,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然而国外学者对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多持否定立场。一位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学者就说,目前二里头遗址的种种发现,不过标志着中国北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开始,由于铭文资料的缺乏,无法判定这一文化为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何许民族或朝代。

  国外学者所提的问题虽然十分尖锐,但不能说完全无理,因为我们在证明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地区就是过去夏人或夏王朝所居住的地域方面确实没有过多的实质性证据。可见关键问题还是要先确定文献所提供的夏部族或者夏王朝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有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再拿着有关考古材料去相互比鉴,才能解决对夏的认识问题。

  其实,就上述我们对文明古国的理解而言,中国最早的文明亦即夏文明应当在我们国家的大河流域并且是平原地区去寻找。从这个角度而言,仅把夏文明放在豫西一带便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豫西一带总体上属于山地地形,与大河、平原这些字眼相去甚远。要说与大河、平原扯得上关系的,只有黄河下游一带地区,在这个地方应当能寻找到我国最早的文明古国夏的踪迹。早在上个世纪初,我国著名古史学家王国维就已经提出了夏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古河济之间的论断。他在所著《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他所说夏的都邑及“他地名”(即夏的诸侯国所在地域)都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部一带,它们都处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与豫东鲁西一带一些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勘,竟发现这里倒真有不少夏地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料来自河南濮阳的考古发掘。按文献如《左传》《世本》《竹书纪年》都有夏后相都于帝丘即今濮阳的记载。其中《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刚迁居到帝丘,即有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托梦给他,说其供奉给自己的祭品让夏后相夺占去了。此无疑反映了春秋卫国所迁的帝丘城是建立在过去夏后相所都的旧址之上的事实。刚好,近年发掘的濮阳高城遗址也显示出,其上面庞大的卫国都城正叠压在夏初(或稍早时期)开始建造起来的一系列夯土城的基础之上,这就十分明确地证实了濮阳高城就是过去夏后相的都邑。

  此外,我们还能举出一些夏代的氏族,如有莘氏、有虞氏、作为夏车正的薛国族等居住在东方的考古学证据。过去在山东从事考古工作的张学海先生对之有过较详细的论证。这几个地方也都处于河济之间的平原地区,属于王国维所说的“它地名”。总之,我们应当把寻找夏文化的重点放到东方,放到黄河下游,放到古河济一带地方来。

  古河济文明——中国的大河文明

  古河济之间的“河”指古代的黄河,“济”指古代的济水。这二水之间一片相当广大的地区即所谓古河济之间。我国古代地理书《禹贡》将之划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其地适当河南省东部与山东省西部一带,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尧、舜、禹就生活在这一地域。

  从地理环境上讲,它是一片平原低洼之地,正处在西边的太行山与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为黄淮海大平原的中间部位。后来范蠡在此一带经商,称它是“天下之中”。因其地势低平,交通方便,境内河流湖泊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更有利于招徕四方之民。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土壤的性质,它属于黄河冲积而形成的特殊的黄土堆积,土质疏松、肥沃、富含矿物质而又易于垦殖,使得我国的农业在这些地方很早就长足地发展起来,更容易吸引人们前来种植和开发,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引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全球通史》说,中东、印度、中国这几个古文明产生的地方都处于“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完全适用于对古河济之间的描写。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了那时气候环境的变迁。按夏代以前的龙山时期,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正处在由过去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向干凉气候的转换期。过去,在仰韶文化的时期,华北平原包括豫东鲁西平原地区,由于气候的温暖湿润,仍处于一派川水横流、沼泽湖泊众多的景象,尚未完成向今天这样的自然环境的转换,除了少数地势较高的丘岗之外,整体上并不十分适宜人类居住。所以这个时期河济间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也相对稀少。迨至距今5000年以后,整个北方的气候突然转为干凉,气温降低,降水量减少,从而导致平原上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迅速发育,使得这里开始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尤其是距今4200年左右,气候再次大幅度变干变凉,促使这一地区的河道与海岸线基本固定下来,湖沼面积进一步急剧缩小,整个豫东鲁西变得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由是这里的人口与聚落便空前迅速地繁殖起来。对此,不少考古学者如曹兵武、巫鸿等先生都有很精到的论述。

  这样,在龙山时代的后期,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便已然发展成了一个四方辐辏、人口兴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时别的一些地区的小平原抑或有人前往,但显然赶不上这广阔而又富饶的大平原对人们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部族以及许多著名氏族在这一带生息繁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文献,我国虞、夏、商,以及颛顼氏、祝融氏乃至秦人的祖先,都曾在这一带活动。此即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在这个地方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人文背景,夏王朝建立在此时此地,绝不是偶然的。

  大禹治水与夏代国家的产生

  夏已进入国家时期,研究夏文化应首先研究夏代国家的产生,那么,古河济间居民组成的国家社会及其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谈到古代埃及、古印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与当地灌溉农业的关系,指出“亚洲的一切政府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实际指出了古代亚洲非洲文明古国的产生多是与组织修建灌溉工程有关。马克思没有直接谈到古代中国,但从我国夏代国家向被视为与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两河流域同一类型的古国来看,它的产生,似乎也应当归结为“灌溉”一途。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归纳,他们说,从文献看来,我国夏初统治者所从事的,只是对水患的治理,而不是灌溉工程,所以不应将我国古代社会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机械地看问题的方法。我们说,尽管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不是一回事,但都属于和水打交道的“公共事业”,在组织这些工程以促使古代国家产生的路径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何况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二者也不应截然地对立起来,因为用作去除水患的沟洫也同样可以用作灌溉。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夏代国家正是通过夏后氏首领大禹的治水,在组织广大民众参与水利建设并保持对他们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语·周语》说,由于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应当说把禹治洪水与夏代国家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表达得十分清楚。

  这里的关键,应是要确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并弄清楚禹治洪水的性质。禹治洪水故事自有真实的成分,亦有后人附益的夸张乃至神话的内容,如将禹的疏川导滞夸张成在整个九州土地上的“导江”“导河”,将大江、大河各个险要之处说成是禹疏通水道留下来的痕迹(即所谓“禹迹”)之类。过去顾颉刚指出这些夸张的内容不可信,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否定整个禹治洪水故事的真实性,说它们皆属神话,并皆为战国时人的编造,就不对了。近年发现的豳公(见图1)铭反映早在西周时期社会就已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且这个故事并不含有神性,说明顾先生认为禹治洪水故事乃战国时人的编造,实属疑古过甚的做法。

  我们注意到,豳公(见图1)铭文中,所谓禹的治水不过就是一般人们经常提到的“浚川”。这在其他一些文献中称作“疏川导滞”,也就是对遭到洪水淹没的平原低洼之处的小的河流进行疏浚,以便将滞留的洪水尽快引导到下游湖泊和河水干流中去,使土地能够从一片汪洋中尽快显露出来,好重新对它进行规划与布置,人们也能从所居住的土丘下到平地上来,重新开始正常的耕作。这样一种治水方法是完全可以信以为实的。对于这一点,当年徐旭生先生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古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上面已经讲了,古代的兖州就是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夏所在的地域。原来,禹正是在自己的家乡领导居民抗御洪水的。禹治洪水故事与夏所在地域二者互相印证,再次证明了夏代的真实存在。

  当然,对于禹时洪水的真实性,我们也能举出一些环境考古方面的旁证,就是古河济地区星罗棋布的小土丘。那时这一带的居民都懂得把家安在这些高出地表的小土丘上,以防备不时袭来的洪水,至洪水退去以后,再下到地面耕作(即《书》所谓“降丘宅土”)。如今这些土丘(亦称作堌堆)仍遍布在豫东鲁西广大的平原之上,许多以“某丘”命名的地名更是沿用至今,它们都默默地述说着当年禹所经历的洪水,说明禹治洪水的故事是其来有自的,并非出于凭空想象。

  当然,像这样为躲避洪水而在平原上的土丘或稍高一些的地势上建造居邑的做法,在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乃是所在多有,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仅引述世界史学者拱玉书有关两河流域考古的一段介绍作为参考。他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伊拉克考古工作人员曾对境内古遗址进行普查,到1949年止,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5000个遗址的准确位置,它们大多数都是高出地面的土丘。他还谈到这些土丘形成的过程,说由于这里人们的房屋主要是用泥土盖成的,需要经常翻修,每翻修一次,地面就要增高一些,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他们的住地就逐渐拔地而起,最后就形成了丘(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这与我们古河济平原上土丘的形成,完全是同样的道理。

  综上所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是夏王朝;夏代文明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都起源于大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地区,具体在我国黄河下游、今河南东部与山东西部的古河济之间。夏代国家的产生与禹治洪水密切相关,这与其他文明古国起源于对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具有同样性质。夏王朝实际就是夏禹在领导治水的过程中,通过对参加治水的有关部族的人力物力的控制,并保持对他们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从而建立起来的。

 

  (作者:沈长云,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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