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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韩新闻思想及影响探析 ——以上海《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10月16日 10:55 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03期 作者:余玉 字号
2020年10月16日 10:55
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03期 作者:余玉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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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陈景韩是清末民初一位真正以报业为志趣的报人,然而他在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他曾任职上海《时报》和《申报》长达28年,在其漫长的新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经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集中表现在独立的新闻职业精神、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不随流俗的报业革新思想,以及富有远见的新闻团体意识。他的新闻思想对近现代新闻业的职业身份转变、新闻本位复归、业务革新倡行、团体意识提升、职业伦理规范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陈景韩; 新闻思想; 《时报》

  作者简介:余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肇始与演进研究”(18BXW019); 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高水平创新团队)项目“上海《时报》的经营与管理研究”(JD17118)阶段成果

 

  陈景韩(又名陈冷)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张功臣,2010:344)。然而,他在新闻史人物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倒是在文学界、翻译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以致报人身份的陈景韩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成为一位被历史遗忘的报人。其实,他是我国早期一位真正以报业为志趣的报人,成就卓著,地位甚高,曹聚仁对他如此评价:“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以往如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但他们都是‘政论家’,直到陈景韩出现,才是一本正经的报人。”(曹聚仁,2007:161)

  陈景韩(1878—1965),1878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市),又名景寒,笔名冷、冷血、无名、不冷、华生、新中国之废物等,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时评家、小说家和翻译家。他自1902年初涉《大陆报》开始其新闻生涯,1904年狄楚青创办上海《时报》,他被延揽进该报:“狄氏灰心武力运动,乃创办《时报》,为文字上之鼓吹。延陈冷为主笔。独创体裁,不随流俗。”(戈公振:2011:133)陈氏曾在该报任主笔7年,其间对报刊业务进行大胆革新。民国成立后,史量才高薪聘请陈景韩入《申报》,并长期担任《申报》总主笔,成就了该报的辉煌,直至1930年离开《申报》。陈景韩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里,“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新闻事业以外一切谢绝,二十年如一日,虽体偶有不适仍从事。最近十年间,因病告假者未有一日,因事告假者不及五十日,此从事职业之正轨也”(张功臣,2010:345)。

  陈景韩在清末民初上海报坛连续服务近30年,他在任上海《时报》主笔和《申报》总主笔期间的漫长新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针对报刊业务改革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并努力在报刊活动中付诸实践,他的新闻思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新闻业产生深远影响。

  一、陈景韩新闻思想内涵解析

  (一)独立的新闻职业精神

  陈景韩任职上海《时报》和《申报》期间,秉持报刊独立的职业精神,并在这两大报刊实践中践行和诠释这一精神。《时报》初创期受保皇会提供的人力和财力支持,拥清保皇,赞成温和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立场鲜明,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地的重要宣传机关。在随后的新闻实践中,陈景韩的报刊独立意识渐明,坚信报刊受制于党派,则言论无法独立,报格难以为继,于是决意使《时报》疏离党派。正因为他与政治组织保持距离,才凸显其高尚的人格和独立的报格。1908年以后,“狄楚青采纳了陈冷的主意,与康梁的关系逐渐疏远,逐渐接近江浙一带的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人物如张骞、赵凤昌等,报纸的康梁味道愈来愈淡化了”(马光仁,1996:255)。梁启超注意到这一动向,曾在1908年初春的一封信函中表达了他的苦恼:“尚有一事极难处置者,则《时报》问题是也。据君勉、觉顿之说,则直指楚卿为叛党之人,谓其心叵测,君勉想早已有书寄先生处讦之矣。……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诸人之愤愤也。”可见,曾对《时报》颇费心思且投入不菲的康、梁等人极度愤怒,严厉斥责陈景韩有碍保皇党声誉,“即湘伯秉三亦深不满于楚卿,其余在沪社员尤愤极,盖缘楚卿信任陈景韩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实非吾党,孝高亦袒此人,怪极,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丁文江等,1983:432)。

  陈景韩顶住重重压力,使报纸最终脱离保皇党,后来报纸政治色彩渐趋淡薄。从此,“保皇派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傅国涌,2006:46),由此足见陈景韩对《时报》摆脱党派羁绊的努力,其独立报刊思想初现。1912年,陈景韩转入《申报》任总主笔获得报界同仁赞誉:“先生(指陈景韩)肃穆寡言,头脑冷静,总揽社政,守正不阿,笔苛如剑,尤注重社会黑暗面之揭发。凡大义所在,不为利诱,不为势屈,均能奋勇以赴。《申报》之超然姿态,独立风格,殆先生数十年来孕育葆养所致。”(范伯群,1994:184)因此李忍寒在《申报七十七年史料》中如此分析报刊独立性与言论自由之关系:“盖今日所为横梗目前之潮流,大原因不外受政治与内战影响,于环境上应付固感困难,然以我独立声称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苟能本此自由独立之精神,任劳耐苦,努力与环境奋斗,终必有冲破国内恶浊之潮流而合于世界新潮之一日”(李忍寒,1962:29-30),这也印证了陈景韩独立的报刊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陈景韩是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的体现者(李金铨,2013:219),陈建华先生在撰文《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时,文章标题直接了当地凸显其办报的独立精神,文中对陈景韩的报刊自由思想论述也非常详备。清末民初,我国报界言禁过多,言说渠道不畅,时常遭当局苛责,甚至封报杀人,1903年接连发生的“苏报案”和“沈荩案”即是明证。后来言论自由环境愈发恶劣,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相继颁行新的“报律”,其中包含禁止“妄议朝政”的条文,陈景韩专作“时事批评”力斥其“妄”:“宣布预备立宪之后,而第一阻遏人民之言论自由,其妄一”,并指出禁止报纸议论或记载政府的内政外交,是因为“公等之事无一不秘密,公等得此,诚可肆无忌惮矣”(时报,1907)。他在此后的报刊实践中直陈:“中国今日之自由,与世界各国之自由,有大不同者。世界所谓三大自由,中国人或不能享。集会有禁制也,报纸有查封也,不犯法之身体,有羁押也。”(申报,1908)

  陈景韩善于运用新闻评论,尤其能娴熟运用“时评”文体践行其言论自由思想。他是“时评”文体的开创者,他运用这一“独创文体”极力斥责当局钳制言论自由行径,发挥了评论“轻骑兵”的作用。1907至1908年初,时报馆连连遭受政府当局纵火,蓄意毁坏报馆,压制报界言论自由。陈景韩针锋相对,及时发表社论《再火》以示控告:“天其助政府以压抑舆论欤,不然,何火我报馆之不已也?”时报馆同人并没有为这般卑鄙恶行所吓倒,他们强烈控诉清政府覆辙秦始皇焚书之法,用专制手段钳制舆论:“我中国之压抑舆论,自古唯火是赖矣!秦始皇者,专制之元首也,其愚黔首曰焚书。今者政府之心,虽欲效始皇,而力有所不逮,欲举天下之言论而尽灭之,其势有未能,乃仅发此倾倒之命令,以阻民气”,清政府通过卑劣手段阻止报纸应时发售以压制舆论,可见当局已黔驴技穷。同时,陈景韩等报馆同人表明了与之顽抗到底的坚强决心,“本馆同人不为火屈,自当收合余烬,再整旗鼓,以求最后之胜利”(时报,1908)。

  然而,清末政府对报界的压制并没有收敛,通过接踵而至的报律对言论自由进行严厉控制,导致报刊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报纸在与政府的斗智斗勇中努力拓展自身的言论自由空间。但在严苛的报律面前,报纸动辄被咎,1909年,《舆论报》《大同报》《民呼报》《国报》《中央大同报》《吉林日报》等多家报纸在斗争过程中遭受关停、归并、封禁的厄运。对此,陈景韩痛恨地写下时评《今年中消灭之报纸》,以事实为根据,直接罗列遭封禁报纸,分行设段,未发一句议论,干脆利落,最后的诘问把当局钳制言论行径暴露无遗:“不及几月中,报界之被摧残者,已落花流水如此矣,此亦预备立宪第二年应有事耶?”(时报,1909)以致读者对腐朽之政府控制言论、封杀舆论的行径恨之入骨。

  当然,陈景韩在报刊实践中并非只片面追求言论自由,而主张区分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界限,亦即提出辨证认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他坚信:“世间原无绝对自由之事,惟同一不自由,毋宁屈于威力,而不可自行贩卖。屈于威力,外虽束缚,而心尚自如。若自行贩卖,则并一己之意思而亦丧失之矣,斯实可谓世间最不自由之人。”(云间陈冷,1923:35)陈景韩在清末民初背景下呼吁报界同人理性认知报刊言论自由思想,对报界完整理解和追求言论自由不无裨益。

  (二)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

  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指“新闻媒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李良荣,2012:348),亦即新闻传媒和从业者所应遵循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的总称。《时报》创刊不久,陈景韩便撰文《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文中论及日报之要端:“其一,与社会相称;其二,得社会信用;其三,确实;其四,迅速。”(时报,1904)时隔二十年后,他回顾记者生涯时仍指出:“报纸最要之点,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故记者第一步之自励,为在不遗漏,不遗漏然后能博取。”(云间陈冷,1923:35)陈景韩任《时报》主笔期间,在报刊实践中践行“确”“速”“博”三字办报方针,尤其他对新闻文体的探索和试验成为落实新闻专业理念的有效途径,《时报》的时评、新闻专电、新闻通信等业务创举催动了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孕育与发展,而这正说明是《时报》为西方新闻专业理念本土化带来契机。因此,陈景韩是我国较早尝试并实践新闻专业理念的报人。

  陈景韩首创“时评”并在《时报》实践,这是我国新闻业践行专业理念的最初尝试,他在时评写作中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发表公允评论,“先生盖深信舆论为国民之导师,而主持舆论者,尤必有高贵之品格,故其克己也严,论事也平。”(张竹平,1926:2)他的时评涉及内政外交、国计民生、社会弊端、国民痼疾等内容,呈现出视角独异、形式灵活、笔调冷峻、文字洗练、短峭活泼的艺术特色(余玉,2017:30)。这些时评随体附形,在激情与理性糅合中传递真知灼见,凸显出联系实际、尖锐泼辣、多姿多彩的风格,使陈景韩表现出了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追求。所以,有学者评价“陈冷的‘时评’属一种专业性书写,长期从事报业养成了他的职业伦理”(陈建华,2014:141)。

  《时报》充分利用新技术拍发新闻专电是该报业务改革的又一创举,也是其践行新闻专业理念的绝佳途径。专电虽不为《时报》首创,“《申报》《新闻报》从前皆无专电,这个专电之制,也是《中外日报》所创始的”(包天笑,1944:13),但《时报》一创刊就重视新闻专电,不像之前的报刊时断时续登载,《时报》是每天连续刊登,成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方每日有专电了”(包天笑,2009:312)。专电不但成为《时报》的常设栏目,坚持逐日刊登数条专电,后发展为整版刊载,而且从刊载专电的数量、地域和类型三个方面得以拓展,以致时效性极强的新闻专电成为《时报》吸引读者的手段之一。显然,《时报》创刊时大量采用新闻专电,不但加快了新闻传递速度,带来了“时效”观念的落实,而且带来了新闻报道“全面”观念的发展,因为各报不断扩大专电地域、增加专电数量和拓展专电类型,通过报道更多、更全的新闻事实,呈现出相对全面的社会图景。更重要的是,新闻专电对写作有很高要求,力求简短而客观,去掉一切空话和议论,以致新闻的“客观”“真实”理念得以落地和发展。

  “与专电相辅而行的‘特约通信’,也从《时报》创始,而为上海各报陆续采用了。”(马光仁,1996:339)《时报》开创新闻通讯文体,经过民初记者尝试而逐步定型,有力地推动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发展。“余谓做报最简单之规则,惟慎择可靠之访员,据访员之报告,再证以各种之参考,采为记事,然后根据记事,发为明白公平之评论,如是而已。”(云间陈冷,1923:35)《时报》率先派驻以黄远生为代表的“驻京通信员”采写新闻通讯,陈景韩的这一创举为民初记者提供了践行新闻专业理念的舞台,记者充分发挥新闻采写才干,采写出大量真实客观的新闻通讯,并造就了一批名记者。新闻通讯文体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倡导新闻真实而客观的报道手法,通讯文体从萌芽、发展到定型不断加快客观报道形成的步伐。民国成立前后,特约通讯经过《时报》首创之后而风靡一时,各报竞派访员,新闻通讯写作渐趋稳健、成熟,使我国客观报道传统在民初新闻实践中发扬光大。自此,客观观念在新闻通讯写作中不断受到新闻业界的倚重和踵行,带来新闻专业理念逐渐形成。新闻客观观念在民国初年经过新闻从业者的实践,渐渐得以巩固,并受业界认同,与西方新闻界强调的专业理念相映照。

  以真实、客观、及时、公正为内核的新闻专业理念,在清末《时报》报人中已有强烈的专业自省意识,进入民国之后,黄远生、邵飘萍等大量专业记者出现,他们的报刊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闻专业理念萌芽,伴随民初“新闻本位”时代的到来,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践行新闻专业理念,为黄伯惠时期《时报》对专业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扎下了深深的根基,这一切,都得益于陈景韩在《时报》的业务改革实践。

  (三)不随流俗的报业革新思想

  《时报》创刊之际正是上海报业处于暮气已深之时,整个报界革新意识淡薄,上海报刊业务自国人自办报刊之后承继几十年发展基本未变。狄楚青创刊《时报》时聘请陈景韩为主笔,具体负责报刊业务工作。《时报》遵循狄楚青的办报旨意:“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戈公振,2011:134),因此,《时报》一创刊就以新闻业务革新为使命,一切从“新”开始,对版式和体裁进行全新的探索,包括报纸新版式之“对开双面印刷”、评论体裁新发展之“时评”、新闻新样式之“新闻专电”以及深度报道初尝试之“特约通信”,其中每一项新闻业务探索都具有开创意义,《时报》有效探索出一条个性鲜明的业务改革之路,为老气横秋的清末民初报界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

  《时报》创刊时以全新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充满现代气息的报纸版式和清晰脱俗的版面设计令读者耳目一新。《时报》以对开四版的活泼版式、错落有致的栏目设置和激情澎湃的文字而大放异彩,吸引了广大读者。报纸在版面安排、栏目设置、标题制作和穿插图画方面都有亮点,业务上的这些变化明显与老气横秋的《申报》《新闻报》区隔开来。从《时报》呈现的样态看,陈景韩主导的《时报》业务改革使报纸一改以前单调沉闷的版面编排形式,首创对开双面印刷,分版编辑,掺用大小字排印专电、时评,版面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具体来看,《时报》版式和版面与同期报刊相比,在以下方面凸显出鲜明特点:现代版式,方便读者;首版编排,突破流俗;分栏编排,极省目力;字号变化,眉清目秀;栏目设置,变化多样;标题编辑,由简到繁;添加插画,版面添彩。《时报》通过这些业务革新举措,使报纸面目新颖、内容充实而耐人悦看。

  《时报》业务改革突出成就还在于革新传统的新闻评论,陈景韩将其业务革新理念内化于时评写作实践中。他倡行的“时评”打破清末长篇论说垄断局面,是大型日报刊载短论之始,这一独创文体开中国言论由“论”入“评”之先河。陈景韩从事报业工作长达28年,在其报刊工作的前期,即在《时报》的1904—1912年期间是他最激情勃发的时期,潜心写作时评达9000多篇,而且代表了这一时期时评写作的最高成就:“当时陈就是以善写这一类的短论见称,初读之,不三不四,莫名其妙,好像在讲玄理与哲学,也好像在讲故事与童话,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细细再读,则皮里阳秋,各有所指,他在暗中骂人讽刺人,而不指出具体的对象,故不为人所仇恨。”(顾执中,1987:177)他的时评写作高人一筹,绵里藏针,含沙射影,不露声色,赋予时评强烈的讽刺意味。所以,“当时有人把冷血比作伦敦《泰晤士报》的狄雷(John T.Delane),(1817—1879),认为我国读者不可不读冷血的时评,犹如英国读者不可不看狄雷的评论”(曹聚仁,1999:23)。陈景韩的时评辐射能力很强,带动了包天笑、毕倚虹、萍、迦等众多在《时报》署名的时评作者。[1]因此,在陈景韩周围形成了一支稳定、有力的时评写作队伍,不但确保时评数量,以致《时报》每天能按期刊登,而且保证了时评质量,有力地影响了广大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评品牌效应明显,推动了我国评论体裁的发展”(余玉:2017:84)。

  陈景韩在任《时报》主笔期间对新闻采编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也体现了他的业务革新思想。他主张对编辑工作去芜存菁,凸显特色,对《时报》的新闻编采作如此比喻:“时报不能像伙食公司橱窗内所陈列的生菜,必须如有名菜馆供应熟肴,并须每日有一两条新闻,编得很出色,如菜馆的有特制美味,如此必能招徕读者。”(朱传誉,1985:24)所以,《时报》自创刊就很注重新闻的采写和编排,新闻栏目分门别类,眉目清晰,国内、国外和本地新闻一应俱全,尤其注重特色新闻的刊登,凸显《时报》特色。陈景韩特别重视新闻专电的刊发,《时报》每日大量刊登新闻专电,不但保证了新闻信息的及时和新鲜,而且刊发数量很大,其中不乏独家和重大的新闻信息,及时满足读者的信息饥渴。《时报》开创先例,率先特派驻京访员,采写独家时政新闻和新闻通讯,驻京访员对政治中心的内幕新闻和重大新闻及时报道,不但开创和奠定了一种新的报道文体,而且《时报》上的“北京通信”成为读者的阅读期待,因为“北京通信”作为我国报业发展特殊时空下的产物,它呼应了读者的需要,契合了社会心理需求,深受读者青睐,为《时报》赢得了声誉,致使其它报刊纷起仿效。

  《时报》在报纸版式、新闻文体、新闻采编等业务革新方面引领了上海报刊业务改革的风潮,曾长时间供职《时报》的包天笑这样评价:“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包天笑,2009:442)《时报》创刊后半年内,多家报纸相继进行改版,上海报界缺乏生气的面貌大为改观。1905年2月7日实行改版的《申报》,刊发《本馆整顿报务广告》,列举了包括更新宗旨、扩充篇幅、改良形式纸张、专发电报、广译东西洋各报等十二项具体改革措施。[2]在《申报》改革的第二天,即1905年2月8日,陈景韩对报界这次大变样还特发专文《论日报之大活动》刊于《时报》,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去年之日报无异前年,前年之日报无异前前年,然而今日则不然。试观今日沪上所出日报,其有一与去年相同者乎?《中外日报》则改变样式矣,所谓整顿矣;《新闻报》则改样式矣,所谓整顿矣;即如三十年来一成不变之《申报》,亦后改样式矣,所谓整顿矣。”(时报,1905)两年之后,即1907年春节过后,他再次在《时报》的“报余”栏作了一则“闲评”,对《时报》在上海报界的示范作用颇为自诩:“去年之他日报未有四张,今年之各日报均有四张。去年之他日报未有图画,今年之各日报多有图画。去年之各日报,均属于庄,今年之各日报多趋于谐。”(时报,1907)可见,报界这次业务革新不但影响深远,而且成效显著。

  (四)富有远见的新闻团体意识

  我国国人自办报刊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自国人办报兴起至19世纪末,报人队伍不断壮大。至20世纪新旧交替之际,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国报业面临新的考验,报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报界需要互通声气,加强团结,如要发挥强大的舆论力量,单一报刊显然力不从心,“一人之口所说者不广,一人之笔所达者不远,唯报纸则以众人之口与笔,以贡之众人之耳与目,其所以能传众人之舆论也又以此”(时报,1905),所以报界联合就有必要。

  从国内报业环境看,《时报》创刊于庚子国难之后,正是“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李剑农,2014:177),此后清末报律接踵出台,而《时报》一诞生就得面对相对恶劣的报业生态环境。“自昔以来,政府官吏好与我报纸为敌者,非好为敌也,彼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也。然而既为敌矣,则必出其为敌之手段,粗暴之徒,则用强硬,奸巧之徒,则用摇惑,此必然之势也。……若此,是又舆论之大敌而我报界之大害也。”(时报,1905)显然,在报律相继颁行的清朝末年,随着我国报刊与政府之间矛盾的加剧,报刊言论自由空间不断被挤压,而个体报刊争取自身权益和言论自由力量相对有限,组建新闻团体实属必要,“使我记者而有同盟会在,则在上而用强硬,通国之记者,不能尽杀而尽拘;在上而用摇惑,通国之记者亦得以待外人之法待之,而使之不得逞其志”(时报,1905)。可见,中国报人团体自认意识在报律抗争和报业发展中萌发。

  《时报》创刊不久,陈景韩顺应时势,敏锐作一长文《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于1905年3月13、14、16、17日在《时报》上连载四日,在中国率先倡议成立新闻团体,此是我国首倡组建新闻团体的标志,“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戈公振,2011:257),从而唤起团体意识且加速了中国新闻团体建立的进程。他在文中极力阐释新闻团体祛害兴利之功,即,可祛之害有三:对于在外者,对于在上者,对于报馆之记者;可兴之利有三:可得互相长益之助,可得互相扶助之力,可得互相交通之乐”(时报,1905)。他进一步阐释:“对于其内,则各自竞争,对于其外,则互相联结,其不能以小异而废大同也,其不能以小害而弃大利也,理之所以自然也。”然而,单一报馆和个体从业者力量毕竟有限,他通过权衡利弊,鲜明指出:“夫报馆同盟,诚厚报之力不二法门也”,若使新闻团体落地诞生,他呼吁报馆记者来开先路:“我又闻报馆之所以组织成也,有三大部焉。其一为营业,其一为探访,其一为编辑。营业则求其扩张,探访则争敏捷,此皆立于竞争之地者也。若编辑部之记者,则皆彰善而恶。评论事之是非,而报馆与报馆之间无所容其竞争焉,不但不容其竞争,且实留以为联络之关键焉。然则报馆之同盟也固宜急,而我记者犹当为其先路,作通过记者同盟会说。”(时报,1905)

  陈景韩此文一经发表,振臂高呼,报人群体自认意识在报刊实践中不断提升,通过一年多的酝酿,新闻团体终于在中国大地诞生。1906年7月1日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是我国首家新闻团体,紧接其后是上海日报公会,随后两年间,武汉、北京、广州等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相继筹建同业组织,如汉口报界总发行所、广州报界公会等。民国成立之后,除了这些大城市新闻团体不断得到巩固之外,全国其它省份包括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的边陲地区和内地相对封闭的湖南等地也相继成立自己的团体,至此,新闻团体遍地开花(余玉,2014:51)。

  民国前夕,新闻团体已开始突破地域边界,不断拓展,于1910年9月成立我国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团体——中国报界俱进会,民国成立后,该团体于1912年6月4日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不但修正了章程,而且更名为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并清晰认识到团体的作用,章程第二条明确指出:“本会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戈公振,2011:259)至此,地方团体和全国团体在新闻界不断壮大,新闻团体作为我国新闻业发展中的一支独特力量,在增进报界了解、倡导新闻教育、维持报界道德、维护言论自由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陈景韩新闻思想对近现代新闻业的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上,像陈景韩那样连续为报界服务近30年的报人并不多见,他不仅结缘报业时长,而且功勋卓著,先后作为《时报》和《申报》的掌门人,将两大报分别推到其历史上的巅峰状态,为黯淡的近代中国编辑了两份真正有品质的报纸。正是作为中国早期一位以报业为志趣的真正报人,在其漫长的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思想,对当时乃至后来的新闻业产生深远影响。

  (一)独立的职业精神为清末民初报人树立典范,对我国报人身份从政治家向职业报人转变产生影响

  清朝末年,许多报人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密切关注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办报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目的,所以他们往往以政治家的身份投身报业。陈景韩则不同,他作为近代第一位“一本正经的报人”,真正以报业为志趣,他本人“自投身于报业之后近三十年间,陈冷不参与任何政治组织,严于律己,黾勉敬业”(陈建华,2014:149)。所以他任《时报》主笔时努力使该报摆脱康梁改良派的羁绊,实现了报纸从“党人报”向“文人报”的转型,因而有了探寻新闻真谛的底气,努力追求新闻的“确”“速”“博”,从而开启了我国报人从政治家身份向职业报人身份的转变。

  民初之后,文人身份的报人增多,他们往往“嗜报如命”“办报乐此不疲”“将办报作为其一切事业的中心”(曾宪明,2003:35-36),所以他们并非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目的,而是秉持“文人论政”的传统,“议政而不参政”,凸显了独立的报人品格,“史量才说的无背景,无非都是要坚守独立人格的底线,绝不苟且”(傅国涌,2003:55)。邵飘萍称新闻记者为“社会之公人”,具有健全的精神体格,强调“新闻记者应具之德性,与一般人并无大异,其第一重要者曰:人格之尊严与独立”(肖东发、邓绍根,2008:144)。张季鸾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时,把《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巅峰,得益于其倡行的“四不主义”,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编辑方针。因此,民初以来的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成舍我等报人是继陈景韩之后成为我国职业报人的典范。可以说,陈景韩是我国报人身份从政治人向职业报人转变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

  (二)新闻专业理念的尝试和实践推动我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发展,助力我国新闻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变

  陈景韩任《时报》主笔期间,他在新闻文体方面的革新和探索为西方新闻专业理念在中国落地和实践提供了现实土壤,他在《时报》上大量刊登新闻专电和探索新闻通讯体裁,力推新闻专业理念的本土化。《时报》借助电报传播技术,利用新闻专电积极开拓新闻报道的宽度与深度,扩大新闻报道数量与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浅层到深层、从表面到内在,逐渐从“全面”“及时”观念进入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等内在观念层面。同时,他在《时报》尝试新闻通讯新文体,聘请谙熟政情、思维敏捷、文笔极好的黄远生为“驻京特派访员”,他在《时报》率先探索,“远生通信”名重一时,“上海报纸早期的通讯多为纪实性的,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作全面客观地描述出来,很少直陈己见”(马光仁,1996:483),新闻通讯文体通过民初记者的广泛实践,使记者追求“真实”“客观”的报道理念落到实处。

  显然,《时报》大量使用电报技术带来了新闻专电的普及,促使我国报刊业从以政论为主过渡到以新闻为主,逐渐推动了我国“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变。新闻通讯的出现加速了转变的步伐,黄远生“在新闻写作方面开创了新闻通讯新文体,为中国报刊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徐新平,2017:69),因而有学者认为,“黄远生以自己的新闻实践改变了中国近代早期报刊以政论为主的发展轨道”(乔云霞,1986:72)。新闻通讯与新闻专电一起加速了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向,促使“新闻本位”时代真正到来。

  (三)报刊业务改革理念的施行革新了我国报纸的形式与内容,激励新闻工作者保持与时具进的业务创新意识

  《时报》在版式、版面、时评、新闻专电、新闻通讯等业务方面独领风骚,当时热衷阅读《时报》的胡适就认为,“他(指《时报》)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时报,1921),从而在业务方面引领了报业变革。从报刊形式上看,陈景韩在《时报》倡导的报纸版式改革影响相当深远,不但对清末民初报纸版式革新影响极大,开启具有现代气息的新版式,在该报的引领下,《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等大型报刊相继改变样式,而且时至今日的现代报纸样貌都可以追溯到当年《时报》的影子。

  从报刊内容上看,《时报》的“时评”对过去长期垄断的长篇评论时代产生巨大冲击,使新闻评论从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长篇评论转向视角独异、观点新奇、笔锋犀利的短论,契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习惯。新闻专电以时效性、全面性和客观性见长,在《时报》的带动下,引起清末民初报界纷起仿效。《时报》特派“驻京通讯员”采写的新闻通讯,因客观、真实地记录民国初年的历史现状和社会民情,也激起民初各大报刊相继踵行,可见,《时报》在新闻体裁的探索中革新了民初报刊的内容。因此,在清末民初老气横秋的新闻界,通过《时报》的革新实践,激起新闻业更新观念,不断创新,使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大放异彩,不但激发了民初报业革新意识,而且对后来乃至当今新闻业保持改革创新意识也不无启迪。

  (四)新闻职业团体的倡导与组建促使群体自认意识提升,表明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从自发探索进入自觉实践阶段

  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意识萌芽于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报刊时期,经过约30年的自发探索,至20世纪初陈景韩在《时报》率先倡导建立新闻团体并得以实现,自此新闻职业团体有了起步,新闻职业共同体从而有了可以依托的物质载体,表明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始入自觉阶段。“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报业开始进入职业阶段”(吴廷俊,2012:118),随着我国新闻职业化的启程,以使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在职业化背景下逐步演进,延续今日,新闻职业共同体仍在新时代不断建构和完善。

  (五)陈景韩在报刊实践中探索和形成的伦理规则是我国记者信条的最早雏形,奠定了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的基础

  陈景韩的报刊实践相当丰富,而论述报刊革新和新闻思想的文字留存下来很少,其中有一篇关于新闻记者职业信条的文章《二十年记者生涯之回顾》,全文约800余字,“这是他个人参加新闻事业的心得、感想和经验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他为当时的记者所拟的信条,……在马氏(指马星野)的记者信条没有出现以前,陈氏(指陈景韩)的记者信条,曾经在中国的新闻界发生很大的影响。”(朱传誉,1985:25)可见,此文不但是陈景韩报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新闻思想内涵的高度浓缩,而且对当下新闻职业道德和伦理建立具有奠基意义,所以,当时乃至当今仍被奉为圭臬,其开创之功不可小觑。

  三、结语

  台湾学者朱传誉曾提到:“新闻界前辈程沧波先生,最推崇的中国新闻记者,有三个人,第一个是陈景韩先生,第二个是张季鸾先生,第三个是成舍我先生。提起张季鸾和成舍我先生,国人知道的很多,但是知道陈景韩先生的人就很少了。”(朱传誉,1985:20)时人如此推崇陈景韩,然而目前新闻界对其关注度极低,他在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这位几乎被历史渐渐遗忘的报人,在《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一文中,作者陈建华不但肯定了他崇高的“报人”地位,而且凸显了他的人格和报格魅力,而令作者困惑的是,他将陈景韩划入“难以归类的民国报人”(陈建华,2014:140),作者之所以陷入归类困境,主要是由于陈景韩的多重身份和角色(小说家、时评家、报人、翻译家等)重叠和纠葛所致。

  无论如何,陈景韩长达28年的新闻实践生涯和功勋卓著的新闻业务革新成就,足以牢固确立其报人身份,其独具魅力的人格和报格以及丰富的新闻思想,也使其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以致程沧波对作为“报人”身份的陈景韩倍加推崇。因此,我们应重拾记忆,不仅不应遗忘在清末民初报坛中这位以报业为志趣的真正报人,而且其新闻思想也有待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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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胡适.十七年的回顾[N].时报,1921-10-10.

  [40]吴廷俊.民报主流发展与职业报业启程: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重考[J].国际新闻界,2012(8),第115-122页.

  注释

  [1]萍、迦等名字是作者们在时评发表时的署名,难以考证作者的具体姓名,故此采用简称。

  [2]《本馆整顿报务广告》连续在《申报》头版刊登了一个多月,即从1905年2月7日始至3月14日止。所列出的12项改革措施,包括:更新宗旨、扩充篇幅、改良形式纸张、专发电报、详纪战务、广译东西洋各报、选录紧要奏议公牍、敦请特别访员、广延各省访事、搜录商界要闻、广采本地要事、选登时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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